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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辉娱乐马旭：教育部应增设儿科专业，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，但是比较难。因为儿科比较特殊，儿科的病情、诊疗及用药，都跟成人完全不一样。在西方国家，儿童药品很丰富。而目前国内多数医院给儿童看病时，给的还是成人药，只是告诉该吃百分之多少，这是不合理的。中国的所有药品里，只有不到10%是儿童药品，而且都是很“老”的药。

昨天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表示，今年年底将实现非急诊全面预约，改善病患就医感受。同时，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“号贩子”，医卫部门将通过调整内部医疗卫生服务流程，来挤压号贩子的生存空间。此外，方来英建议将号贩子入刑。

2015年3月，徐建一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在两会现场被中纪委带走。当时，资深汽车分析师贾新光在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：“在他任期间，整个一汽集团管理混乱，腐败窝案很多，再加上红旗的战略决策失败，将夏利逼到绝路上，徐建一早就该引咎辞职。”

方来英认为，这种活动，实质上是一种非法交易。号贩子倒卖的是就诊者和诊治者之间的合约，这种合约，是通过支付一定货币获取的。因此，合约的标志——挂号单，本质上就具有了有价票证的特点。

2月2日，新华社社长蔡名照在北京会见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。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

方来英本次的提案之一就是关于近期备受关注的“号贩子”。方来英建议，目前，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，但号贩子尚未入刑，“而号贩子是在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，更恶劣，更应予以严惩”。

马旭：目前，中国0到14岁的儿童有2.2亿人。根据统计，中国每1000名儿童，仅对应0.4个儿科医生。而在美国和欧洲，平均而言，1000名儿童需配备1.3个医生。

他介绍，此前的公务员工资不仅存在结构性问题，即基本工资偏低，倒是津贴补贴的绝对额往往高于基本工资一大截。而且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，公务员涨工资既未形成制度化的规定，而且往往长达数年不调整。即使公务员工资进行调整，过去也通常存在着不透明，以及有钱地区、单位借发津贴补贴等形式多涨，而财政相对吃紧的地区、单位涨得就少等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。